摘要:“俄羅斯理念”是俄羅斯歷史哲學中的核心概念。通過系統(tǒng)梳理“俄羅斯理念”進入中國以來的不同研究階段及其基本特征,可以刻畫中國學界建構它的主要維度和基本路徑,從而揭示“俄羅斯理念”建構性特征及其所表達的自主性精神訴求,進而探討在中國“鏡像”中“俄羅斯理念”研究存在的“在場”與“缺位”問題。
關鍵詞:俄羅斯理念 中國 鏡像 建構性 自主性
“俄羅斯理念”(the Russian Idea)[1]是俄羅斯哲學研究無法繞開的概念,它集中體現(xiàn)了俄羅斯民族獨特的歷史哲學思想。盡管完全從字面的意義上來看,“俄羅斯理念”首次被引入俄羅斯哲學史是在1888年索洛維約夫(В.В.Соловьёв)所做的題為《俄羅斯理念》的著名演講上[2],但也有部分俄羅斯哲學史家認為,“俄羅斯理念”的歷史與俄羅斯哲學的歷史同樣悠久。這提示我們或許可以從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審視俄羅斯哲學史,即把“俄羅斯理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的哲學思想闡釋為對其必然出現(xiàn)的理論預設,而把它之后的哲學思想視為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形式的回答。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俄羅斯理念”就成為了俄羅斯哲學中的一個“母題”,或概念的概念。
“俄羅斯理念”作為俄羅斯哲學的母題,在歷史上表現(xiàn)為不同的理論形態(tài),比如“莫斯科-第三羅馬”學說、斯拉夫主義、人類聚合性同一的理想(соборное единств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白銀時代復興的宗教哲學、歐亞主義等。當代俄羅斯知識界對“俄羅斯理念”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也形成了不同的認識,部分學者把它視為實現(xiàn)俄羅斯民族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撐,但也有部分學者把它看作俄羅斯帝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思想的替代品,妨礙了俄羅斯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的接受和闡釋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理論訴求基礎上完成的,這使得“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的建構史表現(xiàn)出較為鮮明的中國特點。在跨文化哲學視域下考察這段理論建構史,既可以豐富“俄羅斯理念”本身的建構史,同時也可以借此透視中國國內(nèi)哲學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好結構。
一、“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研究的主要階段及其基本特征
自1991年“俄羅斯理念”被譯介進中國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在這三十年間,“俄羅斯理念”已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哲學概念,而成為討論各類俄羅斯哲學問題的必要前提和框架,甚至開始成為部分學者考察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重要參考??v觀近三十年來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的哲學闡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接受階段(1991-2000年)、吸收階段(2000-2010年)和改造階段(2010年至今)。
(一)“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研究的開端
“俄羅斯理念”作為一個哲學概念正式進入中國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3],其標志是雷永生在1991年發(fā)表的《別爾嘉耶夫關于俄羅斯人道主義的思想》和《精神的苦斗—別爾嘉耶夫哲學思想演變初探》。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間,對“俄羅斯理念”的研究主要與對別爾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等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的思想研究結合在一起,這是中國“俄羅斯理念”研究初始階段的重要特征。
雷永生在文章中指出,蘇聯(lián)權威哲學雜志《哲學問題》(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于1990年的第1、2期大篇幅刊載了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19世紀和20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的部分內(nèi)容,這在蘇聯(lián)是極為罕見的,特別是別爾嘉耶夫還是一位被蘇聯(lián)政權驅(qū)逐的思想家。這一學術動態(tài)值得中國學界的充分重視。
盡管雷永生的上述兩篇文章并未對“俄羅斯理念”進行詳細闡釋,但它們對于國內(nèi)的俄羅斯哲學研究、特別是“俄羅斯理念”在中國建構史展開的方向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為當時中國國內(nèi)俄羅斯哲學問題研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標志著中國國內(nèi)俄羅斯哲學研究從大多關注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哲學(部分關注科技哲學)開始逐漸走向多元,其中最主要就是白銀時代的宗教哲學。在這一時期,包括別爾嘉耶夫、索洛維約夫、洛斯基(Н.О.Лосский)、布爾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舍斯托夫(Л.С.Шестов)等人的哲學著作被大量翻譯為中文出版,比如1995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19世紀和20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4]的第一個譯本,2004年再版;洛斯基的《意志自由》(1995)、舍斯托夫的《開端與終結》(1998)等也被陸續(xù)譯介出版。這些譯著的出版幫助中國知識界發(fā)現(xiàn)了一個被長期忽視的俄國重要哲學流派——白銀時代的宗教哲學,并在中國國內(nèi)逐漸形成了俄國宗教哲學研究的高潮。一個強有力的證明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的《哲學譯叢》(后更名為《世界哲學》)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陸續(xù)刊發(fā)俄國宗教哲學的相關譯文,1995年還曾為此出過???。
另一方面,或許正是由于“俄羅斯理念”與俄國宗教哲學思想幾乎同時進入中國知識界的研究視域,因此,不少中國研究者尤其強調(diào)“俄羅斯理念”所體現(xiàn)的宗教意識。張百春在《早期俄羅斯宗教哲學述評》中指出,“基督教引進后,俄羅斯民族的精神領域的空白被基督教填充了,俄羅斯的文化、哲學等才有了孕育、產(chǎn)生的土壤。因而俄羅斯精神領域里的任何發(fā)展變化都與基督教有關,即受其影響、在其基礎上展開的,哲學也不例外?!?/font>(張百春,第18頁)張百春的觀點在中國學界具有代表性,即東正教是把握俄國哲學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俄羅斯理念”所體現(xiàn)的宗教意識成為這一階段中國學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二)“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的吸收階段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經(jīng)歷了“文化熱”之后,在21世紀初進入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空前活躍期,集中引入了各種國外哲學思想,其中也包括俄國宗教哲學思想。進入21世紀后的10年間是中國學界充分吸收和闡釋“俄羅斯理念”的時期。在中國知網(wǎng)(CNKI)上以“俄羅斯理念”作為主題詞進行搜索,可以找到237篇相關文獻。僅在2005-2009年間就有58篇文獻,占全部文獻總量的近25%。進一步分析這些文獻可以看出,除宗教意識之外,中國學界開掘出“俄羅斯理念”更多的理論內(nèi)涵,這是在中國的“俄羅斯理念”研究進入吸收階段的特征。從不同視角揭示其理論內(nèi)涵標志著中國學界開始有意識地建構“俄羅斯理念”。這一階段建構的主要方向旨在說明“俄羅斯理念”是如何為俄羅斯民族復興和歷史道路選擇提供精神定位的。
蘇聯(lián)解體之后,俄羅斯陷入了巨大的意識形態(tài)真空之中,填補意識形態(tài)真空應該成為當代俄羅斯國家建設的重要方面。2000年,普京總統(tǒng)提出“新俄羅斯理念”之后,“俄羅斯理念”可能發(fā)揮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更是受到越來越多中國學者的關注。同年,賈澤林、李樹柏翻譯出版了題為《俄羅斯思想》的論文集。該論文集收錄了包括恰達耶夫(Л.Я.Чаадаев)、霍米亞科夫(А.С.Хомяков)、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別爾嘉耶夫等俄國重要思想家關于“俄羅斯理念”的經(jīng)典文獻。賈澤林在《俄羅斯思想》中譯本序言中明確把“俄羅斯理念”看作俄羅斯存在和復興的精神支柱、俄羅斯的精神定位(參見索洛維約夫等,“中譯本前言”,第4頁)。這為同時期的中國學界研究“俄羅斯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與之高度相關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學界試圖通過把握“俄羅斯理念”來從學理上理解俄羅斯民族的獨特本質(zhì)。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理念》一書中對俄羅斯民族的極端矛盾性格和獨特歷史命運的刻畫使中國國內(nèi)部分研究者將“俄羅斯理念”視為把握俄羅斯民族精神本質(zhì)的“鑰匙”。比如白曉紅研究員在《“俄羅斯思想”的演變》一文中指出,“‘俄羅斯思想’是一個特定概念,專門表達俄羅斯民族獨特和本質(zhì)的精神要素。理解了‘俄羅斯思想’這個概念,就掌握了理解當代俄羅斯的‘邏輯鑰匙’”(白曉紅,第58頁)。由此可見,這一階段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的闡釋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較為明確的本位主義理論訴求或研究偏好。
(三)改造階段:“俄羅斯理念”被界定為“俄羅斯與西方”
自18世紀下半期開始,俄國知識界就開始反思“歐洲與俄國”或“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問題。這種反思在19世紀上半期以斯拉夫派與西方派關于歷史道路選擇問題的爭論而獲得了哲學表達形式,成為了俄國歷史哲學的開端。但就“俄羅斯理念”本身而言,對于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別爾嘉耶夫等俄國思想家來說,它仍主要是與宗教意識和俄羅斯民族特殊使命有關的哲學概念。換言之,這些思想家主要在人類的普遍意義上來探討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意義問題,“俄羅斯與西方”是他們討論問題的必要前提,并不是他們根本的理論旨趣。但最近的十幾年,受全球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影響,俄羅斯和中國國內(nèi)的民族意識高度自覺。在此背景下,中國學界有意識地凸顯了“俄羅斯理念”中所包含的“俄羅斯與西方”理論內(nèi)涵。這主要是在反思現(xiàn)代化道路選擇問題的層面上展開的。筆者在2016年出版的《分裂的宿命和自主性的抗爭:現(xiàn)代性視域下俄羅斯文明圈的解構與重建》一書中提出,所謂“俄羅斯理念”是俄羅斯在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中產(chǎn)生的獨特精神現(xiàn)象。俄國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是“遲到的”國家,作為原發(fā)型現(xiàn)代性國家的西方始終是它要揚棄的“強大的他者”,這構成了“俄羅斯與西方”的最初含義。(參見祖春明,2016年,第98-101頁)
進一步來說,“俄羅斯理念”體現(xiàn)了俄羅斯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這支撐著俄羅斯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因此,在現(xiàn)階段中國學界關于“俄羅斯理念”的研究中,突出它在民族-文化方面的意義已逐漸成為一種主導范式。比如車玉玲在2022年指出,俄羅斯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反啟蒙”思想,從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爭論開始就一直試圖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建構獨特的俄羅斯文明。中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俄羅斯式反思”對于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參見車玉玲,第35-44頁)。
由此可見,“俄羅斯理念”作為外來概念進入中國學界的30多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和討論不僅極大豐富了它的理論內(nèi)涵,更讓它走向了廣闊的中國現(xiàn)實,成為中國知識界進行理論探索的重要場域。
二、中國建構“俄羅斯理念”的主要維度和思想路徑
如上所述,中國學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和理論訴求基礎上接受和闡釋“俄羅斯理念”的,盡管這構成了中國建構“俄羅斯理念”的歷史局限性,但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國內(nèi)知識界的理論關切和價值追求。在俄羅斯哲學家那里,“俄羅斯理念”既可以用來描述俄國獨特精神文化傳統(tǒng)的事實;同時也可以用來表達俄羅斯民族所追求的精神理想和終極意義。本文基于對“俄羅斯理念”概念獨特性的把握,認為“俄羅斯理念”的本質(zhì)屬性之一是它的建構性特征:“俄羅斯理念”是一個尚未完成(not yet)、始終處于建構之中的概念,或者說“俄羅斯是個正在尋求其民族理念的尚未完成的民族,它不確定自己屬于哪個民族,它相信要成為一個完成了的民族并在世界歷史中扮演角色”(祖春明,2012年,第56頁)。本文選取了中國學界建構“俄羅斯理念”的幾個代表性維度,并試圖說明其建構的主要路徑。
(一)西方或不同于西方:歷史道路選擇的維度
獨立的俄羅斯思想是在歷史哲學問題上覺醒的。它的開端是發(fā)生在19世紀上半期斯拉夫派與西方派之間關于俄國應該選擇何種現(xiàn)代化道路的爭論。這種爭論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再次成為俄羅斯知識界討論的熱點。正如賈澤林所指出的:“所謂‘俄羅斯思想’,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歷史哲學’性質(zhì)的問題…‘歷史哲學’問題(包括‘俄羅斯理念’)在當今的俄羅斯,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視,顯然與俄國當前的嚴峻現(xiàn)實有關?!?/font>(索洛維約夫等,“中譯本前言”,第2-3頁)這里所說的“嚴峻現(xiàn)實”是指在兩派爭論發(fā)生百余年之后,俄羅斯再次站到了歷史道路選擇的十字路口上,“俄羅斯理念”被中國知識界視為俄羅斯民族進行歷史定位的重要理論參照系。
在關于俄羅斯會選擇西方或不同于西方的歷史道路問題上,中國學界普遍認為,盡管18世紀彼得大帝的改革強行把俄國推上了學習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之上,但由于“俄羅斯理念”的存在,俄羅斯必然要選擇一條不同于西方而符合俄羅斯民族特點的現(xiàn)代化道路。這種觀念在2000年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tǒng)之后受到越來越多中國學者的認同。比如有學者曾指出,蘇聯(lián)解體之后,“俄羅斯理念的失落是俄羅斯陷入危機和十年改革未獲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汪寧,第35頁)。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什么進入21世紀以來的最初十年,中國學界圍繞“俄羅斯理念”的討論出現(xiàn)了一個新高潮。不少中國學者相信,通過考察俄國內(nèi)學界關于“俄羅斯理念”討論的走向能夠判斷俄羅斯最終會選擇何種歷史道路。
在歷史道路選擇問題的層面,中國學者揭示出“俄羅斯理念”新的理論內(nèi)涵。筆者在《“俄羅斯意識”的建構特征—再看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一文中指出,第一,“俄羅斯理念”通常表現(xiàn)為一種分裂意識,而“西方派/斯拉夫派”是對這種意識的首次命名;第二,分裂意識之所以成為俄羅斯的宿命,根源于一個宿命般的事實:俄羅斯在歐洲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一向是個“遲到的”國家;第三,“西方派 / 斯拉夫派”的論戰(zhàn)同時還是18世紀西歐啟蒙運動“啟蒙派與浪漫派”對立的回聲;最后,在俄羅斯理念中,西方取向與斯拉夫本位取向并不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對峙結構。在除蘇聯(lián)時期的整個近現(xiàn)代歷史中,俄羅斯理念表現(xiàn)為一個由斯拉夫本位取向占主導地位的偏心結構(參見祖春明,2012年,第56-68頁)。
此文所持的基本立場代表了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的普遍認識,即俄羅斯民族具有強烈的自主性意識,必然要選擇不同于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這種認識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學界的理論關切。盡管今天的中國已經(jīng)解決了道路選擇問題,堅定地走上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但在此之前的百余年時間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始終是中國知識界爭論的焦點問題。從表面上來看,主張全盤西化的一方和堅持走自主性現(xiàn)代化道路的一方勢均力敵,但無論是19世紀的“中體西用”還是今天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都表明,中國在探索現(xiàn)代化道路過程中,發(fā)揮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后者,即強調(diào)中華民族的自主性和獨特的精神文化價值。顯然,這種理論偏好已被投射到對“俄羅斯理念”的研究上來。
(二)文化認同的維度:俄羅斯究竟屬于東方還是西方,抑或“歐亞洲”
如上所述,中國學界最早接觸“俄羅斯理念”這一概念就是以別爾嘉耶夫作為媒介實現(xiàn)的。他的《俄羅斯理念—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學界認識“俄羅斯理念”的啟蒙讀物,該書從思想史視角著重論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知識界關注的主要問題及其主要觀點?!皷|方與西方”分別在第一章關于俄羅斯民族特性的分析和第二章關于俄羅斯歷史哲學問題的討論中兩次出現(xiàn),凸顯了該問題在俄羅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別爾嘉耶夫關于該問題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國學界對“東方與西方”問題的關注并影響了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闡釋的維度選擇。
別爾嘉耶夫在該書中指出,“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之流在俄羅斯發(fā)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一個完整部分,是一個巨大的東方-西方,它將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別爾嘉耶夫,第2頁)。這段文字在中國俄羅斯問題研究界幾乎無人不知,一方面,它強調(diào)俄羅斯既不是歐洲也不是亞洲,而是巨大的東方-西方;另一方面,它凸顯了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要素之間形成的張力甚至對立。別爾嘉耶夫的上述觀點對中國的俄羅斯問題研究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中國國內(nèi)從文化層面對“俄羅斯理念”進行闡釋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上文提到的筆者的著作外,還包括《克服俄羅斯文化身份“認同危機”的嘗試—歐亞主義的理論探索》《斯拉夫主義與歐亞主義:俄羅斯文明圈重構的兩種范式》等。這些成果都以別爾嘉耶夫關于俄羅斯民族身份或文化認同問題為理論出發(fā)點,結合作者本人關于俄國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的認識,對斯拉夫主義、古典歐亞主義和當代歐亞主義等進行論述,進而強調(diào)“俄羅斯理念”在克服俄羅斯文化認同危機和確定民族身份方面所發(fā)揮的基礎理論作用。
需要補充的是,歐亞主義是現(xiàn)階段中國國內(nèi)俄羅斯問題研究領域中的熱點。俄國內(nèi)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部分當代歐亞主義流派對該學說對當代俄羅斯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的強調(diào),是催生中國國內(nèi)研究熱潮的一個原因。但本文認為,除此之外,中國國內(nèi)學界對文化研究的重視,比如對于文化主體性問題的熱情,可能也是出現(xiàn)歐亞主義研究熱潮一個重要原因。歐亞主義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強調(diào)俄羅斯歷史文化的特殊性,這對于中國探索自己的民族文化定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彌賽亞意識演變?yōu)檎任鞣轿幕C的現(xiàn)代性批判意識
在“俄羅斯理念”被譯介到中國之初,俄羅斯民族所具有的濃厚的“彌賽亞意識”就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在“俄羅斯理念”和彌賽亞意識之間建立起了密切的理論關聯(lián)。比如,徐鳳林早在1997年發(fā)表的《“俄羅斯理念”及其現(xiàn)代境遇》一文就指出,在拜占庭帝國滅亡后,俄羅斯民族就意識到,“只有俄羅斯擁有真正的基督教,那么,俄羅斯就肩負著‘拯救和更新世界’的歷史使命…這種宗教救世主意識已遠遠超出了宗教范圍,變成了俄羅斯人的民族優(yōu)越感而積于意識深處…從斯拉夫主義到‘俄羅斯理念’,從歐亞主義到今天的‘愛國主義派’都是這種影響的表現(xiàn)”(徐鳳林,第92-93頁)。
俄羅斯民族的彌賽亞意識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優(yōu)越感突出表現(xiàn)在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方面。1841年,莫斯科大學教授、斯拉夫派政論家С.П.施維列夫(С.П.Швырёв)在《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雜志上刊載了題為《一個俄羅斯人對歐洲形成的看法》(“Взгляд русского 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вропы”)一文,其中的主要觀點后來被別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概括為著名的“腐敗的西方”(гнилой запад)[5]。圍繞這個論斷,斯拉夫派進一步指出,西方現(xiàn)代文明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其顯著特征是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原則對于俄國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導致西方陷入文化危機的根源所在。由于俄羅斯文化與基督教一般精神遺產(chǎn)緊密相連,因此,一方面,這決定了俄羅斯應該走一條與西方不同但又相關(應當吸收和借鑒西方好的方面)的獨特的歷史道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俄羅斯保留了真正的基督教,“但西方在自己那里卻找不到信仰,因為西方基督教已經(jīng)喪失了自己的原本意義”。(參見Кириевский,С.174-222)[6]因此,俄羅斯在未來可以借助自己的精神力量來拯救“腐敗的西方”。
“腐敗的西方”及對它的精神救贖以不同的理論形態(tài)廣泛存在于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nèi)的后發(fā)型現(xiàn)代性國家之中。有學者指出,當我們在中國語境中考察現(xiàn)代性問題時,實際上是從關于現(xiàn)代性的事實判斷轉(zhuǎn)向價值判斷。在20世紀后半葉,一方面由于發(fā)達國家的現(xiàn)代文化危機,另一方面由于欠國家的現(xiàn)代化目標的普遍確立,關于現(xiàn)代性的價值判斷已經(jīng)成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現(xiàn)代性是否繼續(xù)保持著不可替代的肯定價值(參見衣俊卿,第19-20頁)。關于這個問題,中國知識界存在兩種普遍立場:一種是捍衛(wèi)現(xiàn)代性的價值和必然性,但承認現(xiàn)代性存在內(nèi)在矛盾,因此需要對其進行超越和克服;另一種是站在后現(xiàn)代的立場上拒斥現(xiàn)代性,認為現(xiàn)代性是一種應該被放棄的、過時的歷史存在。
本文無意評判上述兩種立場,只是試圖指出,在中國學界對現(xiàn)代性的價值進行批判性反思的背景下,“俄羅斯理念”所提示的精神救贖維度引起了越來越多中國學者的關注。車玉玲就曾指出,“俄國思想家“一直把‘完整性’ 與 ‘神人性’當作理論的坐標與歷史發(fā)展的目的,并表達出一種傲慢與拯救的姿態(tài):西方文明已經(jīng)陷入物化與實證化的外部材料之中,東方文化消除了個體的自主性與多樣性,未來應該屬于第三種力量,這種力量的載體就是橫跨歐亞的俄羅斯民族文化”(車玉玲,第41頁)。
綜上,“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的研究現(xiàn)狀表明,中國知識界在對其進行研究時已經(jīng)具有了明確的中國問題意識,并形成了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建構路徑。這種建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國內(nèi)俄羅斯哲學研究范式的特點和取向,即建構面向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自主的哲學研究范式。
結語
“俄羅斯理念”是近些年來中國學界討論最多但也分歧最大的哲學概念。這是由于“俄羅斯理念”本身就是將事實描述和理想表達結合在一起的概念。因此,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學界,相關研究大多會表現(xiàn)出兩種不同的偏重。有的偏重現(xiàn)實需求,有的偏重理想信念。在闡釋維度上,有的偏重將其作為意識形態(tài),聚焦在強調(diào)它為俄羅斯民族復興提供精神支撐方面;或者偏重把它視為相對純粹的歷史哲學或宗教哲學概念,以闡發(fā)其蘊含的超驗內(nèi)容。與它們不同,本文堅持認為“俄羅斯理念”是“尚未完成”的概念,其所固有的“建構性”特征決定了不同的思想家會對它有不同的界定,并保證了在跨文化哲學視角下形成有關它的中國建構史的可能。本文不是對“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研究現(xiàn)狀問題的結論性成果,而是對該問題進行跨文化哲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性嘗試,并得出幾點初步結論:
第一,在中國“鏡像”中,“俄羅斯理念”的內(nèi)涵發(fā)生了重心偏移,這主要表現(xiàn)在:為滿足中國對自身文化認同的想象,“俄羅斯理念”更多地被建構為與西方對立的概念,即強調(diào)西方是俄羅斯民族需要揚棄的“強大他者”。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學界過于強調(diào)“俄羅斯理念”的積極意義,包括對終極價值的追求,對抗西方物質(zhì)文明,彌補蘇聯(lián)解體后的意識形態(tài)真空等;但對其消極意義,比如漠視法制和個體自由等并未進行充分討論。
第二,中國學界尚未充分認識到“俄羅斯理念”這一概念的特殊性質(zhì),即它是將事實描述和理想表達結合在一起的概念。這就導致國內(nèi)部分研究成果混淆了它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與其歷史哲學意義,或者說我們?nèi)鄙僭诶砟詈同F(xiàn)實之間保持必要距離的意識。這種混淆進一步削弱了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進行批判性研究的能力。
第三,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理念”的建構、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建構過于突出民族本位意識,而對其全人類視域缺少應有的重視。誠然,“俄羅斯理念”集中體現(xiàn)了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意識,但這種理念的根本價值恰恰在于它對人類全體的關切和終極價值的追尋。承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和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理念”中,或許正是超越民族國家本位主義的“全人類性”才是真正使俄羅斯民族偉大的精神力量。這提醒我們,在進行跨文化哲學研究時,既需要研究對象的“在場”,也需要代入全人類的視域,唯有此才能實現(xiàn)跨文化哲學研究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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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羅斯理念”俄文表述為Русская Идея,對應的英文表述為the Russian Idea,或可譯為俄羅斯思想、俄羅斯理念等。
[2] 關于是誰第一個把“俄羅斯理念”引入哲學史的問題,也有部分俄羅斯哲學家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1877年的《作家日記》中已經(jīng)提出了類似的概念。他寫道:“歸根結底,俄羅斯民族的理念只是全世界、普遍的聯(lián)合”(Достоевский,С.20)
[3]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學界對于別爾嘉耶夫哲學思想的譯介并非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早在20世紀30、40年代就有學者開始翻譯出版別氏的著作或文章。由于本文重點考察“俄羅斯理念”概念在中國的建構史,而其主要在《俄羅斯理念:19世紀和20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一書中獲得集中討論,因此,在文章中將“俄羅斯理念”在中國的研究史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初。
[4] 值得一提的是,時隔20多年后,《俄羅斯思想》一書在2023年10月由張百春重新翻譯并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修改為《俄羅斯理念—19世紀和20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這充分說明,時至今日,“俄羅斯理念”概念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5]需要指出的是,“腐敗的西方”的表述確實是由斯拉夫派的主要對手別林斯基提出的,他在1844年發(fā)表的評論索洛古勃(В.А.Сологуб)的中篇小說《四輪馬車》(Таранмас)中第一次使用了這個表述,本意是揭穿斯拉夫派思想中的矛盾性,即西方腐敗了,但為什么它還在處處打擊我們。后來由于命運的諷刺,這個表述被錯誤地認為是斯拉夫派提出的。(參見Белинский,С.294)
本文原載《中國哲學年鑒》(2024年),引用請參考原文及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