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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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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英】“湖南一師”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一百周年
字號 +字號 -】“湖南一師”是青年毛澤東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根據(jù)地”。以往人們一般是從“湖南一師”與青年毛澤東革命思想的成長歷程角度來深入理解它的重要意義。但是，倘若將“湖南一師”作為一個集體來看待，青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又可被視為“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中涌現(xiàn)出來的重要思想結(jié)晶。在此實際上存在著兩個重要的整體性視域：一個是需要用整體性視域來看待“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的早期集體探索；另一個是需要擺脫對“湖南一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作用做片斷化理解，而從整體性視域出發(fā)將其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整體發(fā)展框架體系之中，如此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思想發(fā)展的連續(xù)性。
“湖南一師”（全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是毛澤東早年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探索的重要“根據(jù)地”。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先后學習與工作了八年的時間：1913年春至1918年夏是其學習的時間；1920年夏至1922年冬是其工作的時間。在這里，毛澤東完成了兩個重要的“轉(zhuǎn)變”：一個是由學生到教師，再到職業(yè)革命家的轉(zhuǎn)變；另一個是由思想出眾的師范生到教育獨到的教育工作者，再到成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與思想家的轉(zhuǎn)變。[1]以往，人們一般是從“湖南一師”與青年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與道路的成長歷程角度，來深入理解它的重要意義[2]。但是，中國近現(xiàn)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許多著名人物，如毛澤東、陳天華、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李維漢、蕭三、張昆弟、任弼時、夏曦、段德昌、毛澤民、毛澤覃、羅學瓚、郭亮等，都曾在“湖南一師”學習過；徐特立、楊昌濟、黎錦熙、王季范、孔昭綬、易培基、易白沙、匡互生、楊樹達、李達等，都曾在此任教。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3位（毛澤東、何叔衡、李達）是湖南一師的校友。因此，倘若將“湖南一師”作為一個集體來看待，青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探索，實際上又可被視為“湖南一師”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早期集體探索的重要思想結(jié)晶。毛澤東在有關(guān)“湖南一師”的回憶中，對這個集體做出了很高的評價。這個集體以團結(jié)在毛澤東“周圍”的“一批學生”為“一個核心”，發(fā)展出了“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即新民學會。學會的會員們都是“態(tài)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于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3]由此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年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中脫穎而出，是與20世紀初“湖南一師”這個杰出的集體分不開的，特別是與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有著緊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今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百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重要日子里，深入研究青年毛澤東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重要根據(jù)地“湖南一師”，可以幫助人們重溫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早期探索的艱辛歷程與歷史經(jīng)驗，以及毛澤東能夠在這一探索中脫穎而出的重大意義。本文認為，在此實際上存在著兩個重要的整體性視域：一個是需要用整體性視域來看待“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的早期集體探索；另一個是需要擺脫對“湖南一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作用做片斷化理解，而用整體性視域?qū)ⅰ昂弦粠煛钡闹匾獨v史地位與作用，擺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整體發(fā)展框架內(nèi)來加以理解。毛澤東既是湖南一師的杰出思想代表，又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杰出思想代表，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歷程中是具有“橋梁”與“節(jié)點”意義的重要人物。許多在“湖南一師”中進行的集體性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思想探索，都會被毛澤東直接帶入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之中，人們已經(jīng)難以在它們之間進行明確的界限區(qū)分。同時也因如此，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歷程中的“節(jié)點”人物，他的歷史作用與意義是關(guān)鍵性的。因此，如果只是以片斷化的方式處理“湖南一師”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只是著重強調(diào)它在當時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是不利于深入把握“湖南一師”的重要性，以及毛澤東所具有的“橋梁”與“節(jié)點”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從“湖南一師”到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之間保持了連續(xù)性，這一點充分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想探索與發(fā)展的整體性。
一、繞不過去的“湖南一師”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一師是個“好學校”，“我讀書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師范，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打好了基礎。”[4]可見，“湖南一師”對于毛澤東的重要影響力是必須高度重視的。“湖南一師”創(chuàng)辦于1903年。隨著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救國圖存”運動的不斷高漲，“湖南一師”積極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和組織實踐的急先鋒。正如李維漢在回憶中所說到的：“湖南第一師范校史是一部教育史，也是一部革命史。”[5]從歷史上看，“湖南一師”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萌芽地，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發(fā)源地。借助史料的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探索中呈現(xiàn)出十分明顯的集體性意義，需要人們運用整體性視域來理解其意義與特點。
第一，“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的過程中，以翻譯與宣介為主導介紹馬克思主義，力求讓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思想能夠以其本來面貌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fā)展。
1914年初，湖南一師教員黎錦熙、楊昌濟、徐特立等人，在“湖南一師”教師公寓“芋園”創(chuàng)辦了宏文圖書社。宏文圖書社及其編譯所，以翻譯東西論著、刷新社會、挽救民族危亡為目標。同時，楊昌濟對于新思想的介紹不遺余力，當《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就訂了幾份，分送給優(yōu)秀學生，毛澤東是受贈人之一。1917年4月，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署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號上發(fā)表了長達7000余字的《體育之研究》一文，表達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不重視體育的憂慮，呼吁人們要重視體育，以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同學蕭三回憶了一件事：當時湖南一師每周日上午老師都會出題目讓學生做文章，“毛澤東每次都認真為文，成績很好”，《言志》《救國圖存論》《宋襄公論》等文章在全校都極為出名。[6]1920年的夏天，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了文化書社，希望“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目的在于能讓青年與全體湖南人獲得“新研究的材料”，從而產(chǎn)生出“新思想、新文化”[7]。
1921年夏，湖南一師的校長易培基聘請毛澤東擔任師范部二十二班國文教員。當時湖南一師作為培養(yǎng)湖南師資力量的重要地，其學術(shù)氛圍十分活躍。老師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選擇來編寫課文，同時允許老師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教學內(nèi)容。毛澤東利用國文講臺，積極地向?qū)W生宣講馬克思主義，讓學生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毛澤東選編的國文講義，有著十分鮮明的思想傾向。其中，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chǎn)黨宣言》作為教材，在當時是一大創(chuàng)舉。
第二，“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的過程中，通過創(chuàng)辦“工人夜學”，著力強調(diào)走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一師的周邊創(chuàng)辦了一批工廠，如造幣廠、黑鉛煉廠和電燈廠等，并聚集了工廠和京東鐵路上的產(chǎn)業(yè)工人、人力車夫、蔬菜小販和其他勞動者。這些人的生活經(jīng)常是朝不保夕，而且進學校學文化、受教育也更談不上。但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湖南一師在1916年12月開辦了一所工人夜學，專門接納校內(nèi)外失學的職工徒弟，向他們傳授文化知識。1917年，毛澤東擔任了湖南一師的學友會總務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長，其間，他利用課余時間接手了工人夜學的續(xù)辦工作。毛澤東經(jīng)常深入到學校附近的工廠中去，與工人交朋友，他曾對自己的同學們說：我國勞動人民為什么會長期遭受苦難和壓迫，原因就在于他們不識字，沒有知識。因此，我們要教會他們識文認字，讓他們掌握點知識，知道只要團結(jié)斗爭，社會就是可以改造好的。“工人夜學”的創(chuàng)辦開創(chuàng)了教育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使人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過程中實現(xiàn)中國化發(fā)展的雛形。
第三，“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中，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使命。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與其在湖南一師的同學蔡和森、蕭子升等共同組建了“新民學會”。學會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使命，團結(jié)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學會起到了“建黨先聲”的歷史性作用：傳播馬克思主義；不斷擴大革命影響；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領導學生運動；培育革命干部，等等。學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shù)、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8]有一半以上的會員，最終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思想家和領袖人物。
為了積極配合五四運動，《湘江評論》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正式創(chuàng)刊，毛澤東擔任主編。新民學會的骨干成員毛澤東、陳書農(nóng)、蕭三等，撰寫了其中的大量文章，毛澤東撰寫的最多。毛澤東將《湘江評論》的宗旨確定為“宣傳最新思潮”[9]，并強調(diào)：在學術(shù)方面，要“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么是真理”[10]而去。從《湘江評論》的《創(chuàng)刊宣言》的內(nèi)容來看，當時的毛澤東以開放的視野將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置于“世界的大潮”中加以思考，幫助人們開闊了視野：“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同時，他還看到了新思潮對湖南革命運動的積極推動作用，認為只有積極地接納新思潮，才能贏得發(fā)展的活力：“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yè)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11]。從歷史上看，《湘江評論》具有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意義，[12]極大地激發(fā)了人們改變中國現(xiàn)狀的革命熱情。蕭勁光曾回憶，他與任弼時“在長沙讀書的時候”，正值五四運動波及全國的時候，毛澤東所開展的“廣泛的革命活動”以及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所傳播的“巨大的革命影響”，在他們開始“革命覺悟”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正是在這個革命運動的影響下開始了革命覺悟”[13]。
第四，“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中，通過發(fā)動組織“俄羅斯研究會”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推崇研究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社會主義的重要性。
1920年8月，在積極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的過程中，毛澤東、何叔衡、方維夏等人發(fā)起組建了“俄羅斯研究會”，該會的宗旨是“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俄羅斯研究會”在讓湖南社會各界了解蘇俄情況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當時毛澤東十分推崇俄羅斯，認為它是“社會革命之著明者”，是“模范國”[14]，真切地表達了對十月革命的向往以及對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代到來的預見。毛澤東于1920年9月還專門組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學習與研究馬列主義，在思想與組織上為建黨準備了條件。參加學習者，以湖南一師的校友和學生為最多。湖南一師附小和校友會會址，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經(jīng)常開會的地方。
第五，通過在“湖南一師”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形式，讓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有了組織保證。
上海于1920年8月最先在國內(nèi)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毛澤東在接到上海和北京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之后，也立即著手青年團在湖南的組建工作。毛澤東積極支持新民學會的會員參加青年團。當時湖南一師學生張文亮，曾經(jīng)接到毛澤東的指示，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團任務。在他的日記中，可以窺見毛澤東當年為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費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功夫。毛澤東特別強調(diào)“要找真同志”，不可過于急進，要注重團員的質(zhì)量，即要采取積極而慎重地吸收團員的方針。
繼上海、北京成立共產(chǎn)主義小組之后，1920年秋，毛澤東在長沙也著手建立湖南共產(chǎn)主義小組。小組成員主要來自新民學會中堅信馬克思主義、愿為共產(chǎn)主義而奮斗的先進分子。1921年6月，在接到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發(fā)來的召開黨的成立大會通知之后，毛澤東與何叔衡一道，以湖南共產(chǎn)主義小組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參加黨的成立大會。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之后被黨組織派回湖南，組建中共湖南支部并親任書記。隨后，又建立了中共湘區(qū)委員會。當時毛澤東發(fā)展的黨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社會主義青年團隊伍，慎重地將其中最先進的分子吸收為黨員；另一方面是通過廣泛地開展工人運動，從而在工人中發(fā)展黨員。毛澤東積極在學校中發(fā)展黨員，其中包括：湖南一師、湖南第一中學、湖南商業(yè)專門學校、湖南甲種工業(yè)學校等。
第六，“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中，強調(diào)用馬克思主義征服其他社會組織，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實現(xiàn)“安馬合流”。
湖南一師除了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組織，也有一些無政府組織，如“光明社”。自從1921年湖南的共產(chǎn)黨組織——中共湘區(qū)委員會建立后，毛澤東爭取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革命。湖南一師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師生，通過“崇新學社”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影響，逐漸地傾向接受馬克思主義。同學們把這個爭取轉(zhuǎn)變的過程叫做“安馬合流”，即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合作，就是黨的教育說服了無政府主義者。
二、“湖南一師”與毛澤東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初步探索
原來人們一直關(guān)注的是“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建立與形成。[15]但是，從哲學層面上看，“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對于當時風行一時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思考，以及關(guān)于唯物史觀、知行關(guān)系等問題的探討，均反映出此時毛澤東已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行了大量的初步探索，這種探索為毛澤東日后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飛躍性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從這種探索的發(fā)展過程來看，它與“湖南一師”傳播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良好氛圍是分不開的，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思想互動的認識結(jié)晶，體現(xiàn)了集體探索與集體智慧。下面就對上述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與說明。
（一）“問題與主義”之爭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初理論探索
“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論戰(zhàn)，是中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之間圍繞中國究竟應該向何處去的爭論，實質(zhì)是中國究竟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資產(chǎn)階級改良之路還是走無產(chǎn)階級革命之路的討論。從理論上看，論戰(zhàn)闡明了“問題”與“主義”的辯證關(guān)系，從實踐上看則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加速傳播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作用。論戰(zhàn)以哲學的方式將馬克思主義應不應當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這一重大問題予以提出并回答，是有關(guān)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初理論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角度看，這場論戰(zhàn)的現(xiàn)實理論意義在于，通過論戰(zhàn)的方式，幫助人們梳理了有關(guān)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思想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問題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問題，即：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思想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問題之間究竟是相互聯(lián)系，還是各自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思想到底能否被用來解決中國社會的客觀性的現(xiàn)實問題。
面對“問題與主義”之爭，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論戰(zhàn)的尖銳性與現(xiàn)實性，并積極地投身于其中。毛澤東對胡適的有關(guān)“多研究些問題”的觀點表示贊同，并在積極主張需要對“尚未得適當之解決”[16]的問題加以研究與解決的同時，倡導組織問題研究會。1919年9月1日，毛澤東草擬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列出了144項問題以及10個需要特別注重研究的主義，如：哲學上之主義、倫理上之主義、教育上之主義、宗教上之主義、文學上之主義、美術(shù)上之主義、政治上之主義、經(jīng)濟上之主義、法律上之主義、科學上之規(guī)律，等等。[17]很顯然，這種對于問題與主義的清理方式，是有助于深化有關(guān)“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思考的。青年毛澤東不僅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并且在有關(guān)主義的問題上，他的認識也是極為系統(tǒng)與完整的，涉及哲學、倫理、教育、宗教、文學、美術(shù)、政治、經(jīng)濟、法律、科學等等多個方面與層次。不過應當看到，對于青年毛澤東來說，“問題與主義”之爭其實也是一個難以理清的問題，他于1920年3月14日致信好友周世釗，十分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困惑以及亟待解除困惑的心情：“老實說，現(xiàn)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gòu)成一個明了的概念”[18]。1920年11月25日，在致歐陽澤的信中，毛澤東仍然強調(diào)要“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19]，由此表明了毛澤東對解決問題的重視。
雖然在1920年3月致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還有著對于主義“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的困惑，但是到1920年夏，毛澤東卻對主義有了撥云見日般的認識飛躍。關(guān)于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中看到。毛澤東明確說道：“到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經(jīng)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20]客觀地說，毛澤東的這種認識飛躍與新民學會會員進行問題的討論分不開。為了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新民學會的會員曾經(jīng)圍繞要不要走俄國的道路展開大討論。在討論中毛澤東明確表示應走俄國的道路：“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fā)明的一條路。”[21]同時對于“主義”，他的觀點是：“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莫克拉西主義（即自由主義——引者注），依我現(xiàn)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的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22]上述認識表明毛澤東已在思想上認清了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的本質(zhì)，即“理論上說的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決定與這些思潮進行思想上的切斷。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一篇充滿實用主義味道的文章，有關(guān)“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也可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想前奏。這是因為，所謂的“問題”就是中國具體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所謂的“主義”就是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nèi)的各種主義。因此，從哲學層面上說，所謂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直接涉及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究竟能不能以及如何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以解決中國具體實踐中的問題。嚴格說來，這就是一場有關(guān)馬克思主義能否中國化的本體論與認識論意義上的大討論，是需要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才能加以充分闡釋與解決的重大問題。因此，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實現(xiàn)中國化發(fā)展這一重大課題，正在逐漸變得日益清晰與明了。馬克思主義究竟能不能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的問題首先是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問題，直接涉及到這種結(jié)合的可行性論證問題；其次，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具有認識論意義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這種結(jié)合能否在認識中真正實現(xiàn)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究竟能否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是一個本體論問題，是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力求回答與解決的重要問題。應當看到，李大釗對于該問題的回答是明確的。從李大釗對于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思想的介紹來看，他實際上已經(jīng)直接指明了馬克思唯物史觀對于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重要作用。在李大釗的解釋中，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jīng)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它的解決對于解決其他問題是具有根本性的。這些其他問題包括：“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等等[23]。如此一來，中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根本就在于解決經(jīng)濟問題，而不是其他問題。在對胡適相關(guān)言論進行思考的過程中，李大釗發(fā)現(xiàn)：“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fā)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24]。這里的“告白”就是指明馬克思主義是能夠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的。同時，從毛澤東后來明確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角度來看，在毛澤東那里該問題的回答也是異常明確的。但是，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jié)合是需要經(jīng)歷一個發(fā)展過程的。這即表明，人們又需要從認識論角度來論證這個過程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二）“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
1920年下半年，蔡和森與毛澤東之間進行了密切的通信往來，由此促使青年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不斷由自發(fā)走向成熟。1921年1月21日，青年毛澤東在與蔡和森通信中提出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25]這一重要論斷，強調(diào)了唯物史觀與中國共產(chǎn)黨之間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將唯物史觀明確確立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哲學基礎，這是青年毛澤東的一次重大思想飛躍，是毛澤東真正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標志。
前面曾談到青年毛澤東曾經(jīng)深受“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影響，而進言之，青年毛澤東有關(guān)“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這一重要論斷的得出，實際上是他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做出了明確的選擇，那就是，像胡適那樣，認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只需要對問題加以提出、理解與解決就足夠了這一點是遠遠不行的，要想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需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于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具有根本性意義，因此，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根據(jù)。這也就是說，青年毛澤東已經(jīng)深刻地認識到，不能僅僅圍繞中國社會問題“就事論事”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而應當進一步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哲學根據(jù)”意義，這是中國社會問題能夠從根本上得到極為徹底解決的重要途徑。
在與斯諾談話中，毛澤東曾強調(diào)，正是經(jīng)過李大釗的幫助，他才“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26]。這里說到的幫助主要是指，正是在李大釗對于唯物史觀系統(tǒng)介紹的前提條件下，青年毛澤東才得以完成由革命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zhuǎn)變，才能夠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這一重要論斷。因此，嚴格說來，李大釗對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思想的系統(tǒng)介紹與說明對于青年毛澤東真正理解唯物史觀，起到了思想保障意義。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上發(fā)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將唯物史觀的核心思想加以了提綱挈領的闡釋與說明：一方面“社會經(jīng)濟的構(gòu)造”，是“一切社會的基礎構(gòu)造”；另一方面“生產(chǎn)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guān)系。生產(chǎn)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27]應當說，李大釗的這種思想上的幫助在青年毛澤東選擇唯物史觀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哲學根據(jù)的道路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是實現(xiàn)由自發(fā)選擇到自覺選擇的重要轉(zhuǎn)折點。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毛澤東實現(xiàn)從革命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zhuǎn)變，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論斷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青年毛澤東經(jīng)歷了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三次大論戰(zhàn)的思想洗禮。五四運動前后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問題與主義”、關(guān)于社會主義以及關(guān)于無政府主義的三次重要的思想大論戰(zhàn)，因此，前面提到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其實只是其中的一次。這三次大論戰(zhàn)是一個清理思想的過程中，起到了幫助信仰和提倡馬克思主義的一方堅定了對于馬克思主義信念的重要作用。這三次大論戰(zhàn)涉及的問題主要包括：“要不要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要不要社會主義的問題”“要不要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問題”以及“要不要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問題”，等等。因此，如果從哲學層面上看，這三次大論戰(zhàn)實際上已經(jīng)步步深入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如何用于解決中國革命的方法論策略，而不再僅僅是在表面意義上討論馬克思主義究竟應不應當引進中國的問題。
此時新民學會會員（包括留法會員）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三個“最急切”問題的討論：一是改造中國的目的是什么？二是達到目的須采用什么方法？三是方法進行即刻從何著手？很顯然，這些問題的討論是深刻的。1920年秋，蔡和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亮明了自己的唯物史觀立場：“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以唯物史觀為人生哲學、社會哲學的出發(fā)點，必然和資產(chǎn)階級唯心派哲學相對立。因此“研究學問”，首先應當把唯物史觀和唯心派哲學區(qū)別清楚，至此“才不至墮入迷陣”[28]。正是基于此，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復信中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這一論斷。蔡和森與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有著強烈的呼應關(guān)系，相互啟迪，相得益彰。
（三）“人之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唯物主義的“知行合一”觀的初步建立
中國革命的問題既是知的問題，也是關(guān)乎行的問題。因此，知行問題一直是青年毛澤東的關(guān)注重點。“湖南一師”求學期間，青年毛澤東不僅完成了關(guān)于“知行合一”問題的重要思考，而且也正是這一思考，幫助青年毛澤東順利地完成了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重大轉(zhuǎn)變。“湖南一師”期間，黎錦熙既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摯友。通過與黎錦熙進行知行問題的討論，毛澤東深刻地強調(diào)了“動”的根本性，但在當時這種關(guān)于“動”的認識是圍繞“以知馭行”來展開。青年毛澤東明確強調(diào)：“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29]既然動心是根本，所以青年毛澤東認為，最要緊的是“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30]。
學生時期的毛澤東還認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31]由此可見，早期毛澤東的知行觀公式是由知到信再到行的過程，在此不僅知是先于行的，而且行甚至是在“信”之后的。青年毛澤東希望在避世自修的前提下入世涉新，改造中國，因此，在他那里，是知行分離的，而且是知先行后的。青年毛澤東極其主張博學窮理，而且將書本知識視為認識的主要來源。而黎錦熙則主張，知與行是不可分割的，博學窮理不能離開行，必須以能行、必行、果行三者為根本。應重視個人和社會的實踐需要，應將實踐確立為篩選與衡量知識的重要標準。
毛澤東曾回憶說，“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楊昌濟“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32]。在楊昌濟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非常重視主體精神的能動性并且注重對于主體精神的培養(yǎng)。他在《講堂錄》中寫道：“精神心思，愈用愈靈，用心則小物能辟大理。”[33]但是在《體育之研究》中，青年毛澤東開始對傳統(tǒng)心學進行初步的唯物主義改造，著力強調(diào)了“心體合行”。隨后，青年毛澤東又提出，“人之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難成者。”[34]進一步明確了被他用唯物主義的方式初步改造的“知行合一”觀念。青年毛澤東在“知行合一”的問題上，經(jīng)歷了從以知馭行的唯心主義意義上的“知行合一”到“心力與體力合一”的唯物主義的“知行合一”的思想轉(zhuǎn)變，形成了以實踐為導向的“心體合行”的思想觀念。毛澤東認為，“才有從學問一方得者，有從閱歷一方得者”[35]，“閉門求學，其學無用”[36]，因此，雖然“有字之書”需要讀，但“無字之書”也需要讀。
三、“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fā)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史上，毛澤東是一個“橋梁性”與“節(jié)點性”的重要人物：他既是湖南一師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的杰出思想代表，同時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總結(jié)與概括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fā)展的重要思想代表。因此，從思想發(fā)展的整體性意義上看，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最終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得到了延續(xù)與發(fā)展。由此一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展開的思想實踐，可以從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的思想探索中找到源頭。就此來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史上，“湖南一師”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集體探索具有思想源頭的意義。概言之，從思想源頭的角度來看，“湖南一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fā)展史上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第一，“湖南一師”的早期集體探索使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革命與建設中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道路從一開始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目性與被動性，少走了許多思想認識上的彎路。
毛澤東曾在回憶中強調(diào)了湖南一師的生活對他的重要性：“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在這里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jīng)驗的。”[37]應當說，這一論述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對其在湖南一師期間所做出的思想與實踐方面的探索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嚴格說來，這些探索具有思想儲備的意義，為毛澤東后來以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的身份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個艱辛的探索過程，而從思想發(fā)展的連續(xù)性角度來看，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中所進行的思想與實踐方面的儲備能夠發(fā)揮重要作用，既有助于在日后的探索中避免盲目性與被動性，也有助于讓其避免走一些思想認識上的彎路甚至邪路。
從中國共產(chǎn)黨人致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群眾路線”角度來看，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創(chuàng)刊宣言》以及《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中提出的聯(lián)合群眾、發(fā)動群眾的思想顯然有助于“群眾路線”這一思想認識的最終形成。在《湘江評論》的《創(chuàng)刊宣言》中，毛澤東呼喚民眾聯(lián)合起來，沖決一切束縛，大力解放思想：“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lián)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38]在《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中，青年毛澤東深刻地指出，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實現(xiàn)社會的根本改造，不能寄希望于個別的天才人物，而“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lián)合”[39]。這些思想認識為日后提出“群眾路線”思想奠定了深厚的思想認識基礎。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創(chuàng)刊宣言》以及《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中樹立起的堅定的聯(lián)合群眾、發(fā)動群眾的思想認識，最終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群眾路線”這一重要的致勝法寶中生根、開花。1934年1月，毛澤東在《關(guān)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強調(diào)“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zhàn)爭”[40]，這是對群眾路線的重要意義的充分闡述。
第二，“湖南一師”的早期集體探索使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革命與建設中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道路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高起點上的。
“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根據(jù)”這一重要論斷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提出的，它的重要意義在于，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圍繞中國革命與建設所展開的思想探索與實踐是不能偏離唯物史觀指導的。這樣一來，就保證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革命與建設中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道路從一開始就是奠定在唯物史觀之上的，是具有高起點的。唯物史觀是認識人類社會的本質(zhì)與規(guī)律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這一點表明將唯物史觀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哲學根據(jù)，是具有科學性的。毛澤東曾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zhuǎn)入主動”[41]。在此充分反映出正確思想的確立是在精神上由被動轉(zhuǎn)入主動的重要保證。
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曾經(jīng)明確展示了自己在確立唯物史觀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根據(jù)，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我固無研究，但我現(xiàn)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42]在此清楚可見，唯物史觀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哲學根據(jù)的確立，是在戰(zhàn)勝唯心史觀、無政府主義等理論的基礎上的重大發(fā)展。正因為“唯物史觀”成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哲學根據(jù)，所以，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才能真正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去面對中國社會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并加以積極解決，也才會真正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去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求與發(fā)展事業(yè)。倘若以唯心史觀作指導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索與發(fā)展事業(yè)，只會讓其走入死胡同，甚至步入危險境地。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于主觀主義的深刻批判，所反映出來的就是對唯心史觀可能帶來的錯誤從認識論上的深入剖析，使人們看到了唯心史觀在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事業(yè)中的危險性。主觀主義就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43]，因此，只有避免它，才能避免將中國革命與建設引入歧途。
唯物史觀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的道路上不斷邁進的重要思想保證。毛澤東在1927年前后的大量論著，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都貫穿著唯物史觀的階級分析方法。毛澤東揭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間的相互關(guān)系，認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zhì)、動力和對象，從而最終提出了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與總政策，這是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于認識中國國情所結(jié)出的思想碩果。
第三，“湖南一師”的早期集體探索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道路之間有著整體的連貫性。
前面談到“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對知行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與討論，從毛澤東后來提出的“實事求是”思想與知行問題緊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角度來看，青年毛澤東對知行問題的探討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體系化建設方面具有奠基性作用，同時這也表明“湖南一師”的早期集體探索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道路之間緊密地保持著整體的連貫性。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靈魂，“實事求是”提法的問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體系化建設方面，起到了高屋建瓴的重要作用。“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想精髓的表現(xiàn)，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發(fā)展通過“實事求是”這一提法的提出而得到了中國化、通俗化與大眾化的升華。“實事求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而且還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唯物論與辯證法。雖然實事求是這一提法的問世在毛澤東那里要晚于關(guān)于知行問題的探討，但它們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卻是需要加以高度重視的，因為這一點可以正面地反映出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與友人們在知行問題上的早期集體探索，是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fā)展道路之間有著整體的連貫性發(fā)展。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調(diào)查研究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實踐論》的問世，以及對于知行問題的科學解決：“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huán)的內(nèi)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tǒng)一觀”[44]。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對實事求是做出了重要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nèi)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我們?nèi)パ芯俊！?span lang="EN-US">[45]毛澤東反復強調(diào)的“實事求是”，與岳麓書院中的“實事求是”，字面意思相同，而其中的內(nèi)涵，截然不同。但不可回避的是，岳麓書院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在青年毛澤東腦海中留下的烙印。毫無疑問，二者之間存在著借鑒關(guān)系和改造關(guān)系。
四、結(jié)語
“湖南一師”是青年毛澤東進行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探索的重要思想基地。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探索角度來看，“湖南一師”體現(xiàn)了集體探索的特點，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李達等人在湖南一師期間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展開了集體式的探索，毛澤東是其中的杰出思想代表，毛澤東的許多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另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整體性發(fā)展角度來看，“湖南一師”的早期集體探索構(gòu)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思想起點與重要組成部分，要想深入地理解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整體發(fā)展脈絡，可以到“湖南一師”的早期集體探索中去尋根溯源。
【注釋】
[1]參見孫海林：《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月刊》2003年第12期。
[2]耿品：《湖南一師時期的毛澤東》，《黨史博采》2018年第6期。
[3]李捷、于俊道：《實錄毛澤東（1893—1927）》第1卷，北京：長征出版社，2013，第54頁。
[4]余瑋：《63年情緣的起點是湖南一師》，《中華兒女》2009年第1期。
[5]孫海林等：《湖南第一師范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第1頁。
[6]李捷、于俊道：《實錄毛澤東（1893—1927）》第1卷，北京：長征出版社，2013，第17頁。
[7]毛澤東：《發(fā)起文化書社》，《大公報》，1920年7月31日，第2版。
[8]《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2頁。
[9][11]毛澤東：《〈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號，1919年7月14日，第１版。
[10]毛澤東：《〈湘江評論〉啟示》，《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號，1919年7月14日，第１版。
[12]尚媛媛：《湘江評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黨史文苑》2016年第11期下半月。
[13]蕭勁光：《悼弼時》，《人民日報》，1950年10月31日，第2版。
[14]《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410頁。
[15]劉立勇：《毛澤東在第一師范求學時期的成才之路》，《滄桑》2009年第4期。
[16][17][18][19]《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62頁；第366頁；第428頁；第495頁。
[20]埃德加·斯諾：《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吳黎平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9頁。
[21][22]《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二）》，《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18頁。
[23][24]《李大釗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頁；第1頁。
[25]《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5頁。
[26]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第132頁。
[27]《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第59頁。
[28]蔡和森：《蔡林彬給毛澤東》，《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143頁。
[29]《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73頁。
[30][31]《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73頁；第202頁。
[32]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第121、127頁。
[33][34][35][36]《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526頁；第575頁；第548頁；第530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第35頁。
[38]毛澤東：《〈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號，1919年7月14日，第１版。
[39]《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12頁。
[40]《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137頁。
[41]《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頁。
[42]《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4頁。
[43]《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19頁。
[4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96—297頁。
[45]《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01頁。
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哲學》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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