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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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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媛】近十年來國內印度哲學研究述評
字號 +字號 -】[摘要]近十年來，隨著國內印度哲學研究的不斷推進，研究成果也呈縱深多極化走向，主要研究范式可大體歸結為析詞辯義、考據淵藪、勘究異同、古本新譯四種。如何分析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基于不同底層邏輯所形成的群體思維差異，及如何運用印度傳統(tǒng)哲學理論來應對當代哲學中的問題，是國內印度哲學界未來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印度哲學 近十年 研究述評
近十年來，隨著國內印度哲學研究的不斷推進，研究成果也呈縱深多極化走向，主要研究范式可大體概括為以下四種。(1)析詞辯義：分析辨明某一詞匯或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并針對性地解構其內在邏輯以給出相應定義；或以時空為線索，探索該詞匯概念在不同地域、階段及思想史背景下的差異，以揭示其遷流變化的哲學意涵。（2）考據淵藪：對某一經典著作或思想追根溯源，剖析其歷史環(huán)境和哲學基礎，盡量還原著作或思想的哲學意涵。（3）勘究異同：針對哲學領域中的一些重要主題，勘查探究不同文明思想和哲學傳統(tǒng)間的異同，從而探索差異文化背景下各自的哲學特質。（4）古本新譯：翻譯和釋讀原始文本，這一直是印度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工作。翻譯的目的是通過對文本的研究，追溯經典的來源及形成過程，理解其本義。隨著諸多古代文本的發(fā)現(xiàn)，這項工作愈加受到重視。下文將詳述各范式近年來的發(fā)展狀況，并對未來印度哲學研究進行瞻望。
一、析詞辨義
詞匯是語言的基本單位，是傳達思想的媒介。任何一種哲學都是經由對具象詞匯和抽象概念的界定來彰顯其特征，印度哲學也不例外。通過分析辨明某一詞匯或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并針對性地解構其內在邏輯以給出相應定義，是印度哲學研究的基本工作，近年來國內多位學者專注于此。成建華從梵文構詞關系和義理思想等方面對“vij?apti”和“vij?āna”兩個詞匯進行分析，認為這兩個詞詞義雖略有區(qū)別，但作為“了別”和“識”的特質時并無差異。因此，我們不能孤立地從字母去理解這兩個詞的意思，而必須從其所處的位置關系以及義理思想的結合上作出準確的判斷和詮釋。（參見成建華，2013年）葉少勇從梵文詞匯及相關論典中考察了龍樹思想體系中“緣起”“中道”“不立自宗”“二諦”幾個關鍵概念的內涵，認為龍樹確立了認識論虛無主義立場，其中觀思想與清辨以后各論師的理論體系差異巨大。（參見葉少勇，2017年）
張法有多篇文章專注于印度哲學中的重要詞匯概念研究。他指出，印度哲學中的宇宙(世界)觀念主要體現(xiàn)在vi?vam、jagat和loka這三個詞中。vi?vam主要體現(xiàn)了宇宙由時間性而來的統(tǒng)一性與普遍性的特征；jagat主要彰顯了宇宙由幻相而來的特征；而loka則是宇宙的圓轉性和性空特征的體現(xiàn)。（參見張法，2014年）他還以印度文化中“事物”（vastu）一詞的涵義為線索，分析了其與宇宙的循環(huán)三段(產生、保持、毀滅)的關系，認為“事物”主要體現(xiàn)為幻、色、相三個概念；他還進一步探究印度文化中的個體事物以及事物的虛實和分類等。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文化對話的語境中，印度哲學關于事物概念的思想對新的世界哲學的建構有十分獨特的價值。（參見張法，2013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各語種中“我”（ātman）的詞源分析為切入點，指出作為本體之我的ātman最具印度哲學特點，它決定了印度哲學舍外求內的思想進路，形成了以個體之我和本體之我的關系為中心的思想特點，進而影響了印度的社會結構和人生目標。（參見張法，2019年a）而梵(“Brahman”)作為印度哲學的核心概念，來自于原始時代，無法具體言明其本質，只能以遮詮法來表達，可分為本體的上梵和現(xiàn)象的下梵，是印度哲學有別于其他哲學的特色。（參見張法，2019年b）此外，他還指出幻(“māyā”)一詞是印度哲學關于現(xiàn)象世界和現(xiàn)象之物的概念，由原始時代之靈體思想和早期文明的神靈思想到軸心時代的哲學演進而來，并體現(xiàn)為多種特征，如相、色、情、境等。（參見張法，2019年c）
除研析印度哲學文獻中對某一詞匯概念的闡釋定義外，以時空為線索，探索該詞匯概念在不同地域、不同階段和不同思想史背景下的差異，以揭示其在不同歷史進程中的遷流變化和哲學意義，也是近年來印度哲學研究的重要方向。程朝俠指出，“因明”一詞的內涵與外延會因不同地域、階段和背景的變化而變化，不能被籠統(tǒng)的稱為“佛教邏輯”。文中以因明的重要傳承地日本為例，通過考察其在北傳過程中意義的變化，闡明玄奘所創(chuàng)“因明”一詞在不同思想史背景中的具體所指。（參見程朝俠）趙悠以波顛阇利對“時間”這一概念的闡述為主軸，對公元前后初期印度哲學中最為顯要的幾種觀點進行分析，并梳理出當時的兩種時間模型，最后引入伐致訶利對二者的整合，展現(xiàn)出波顛阇利后繼者對時間概念的重視及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參見趙悠）趙文以《般若經》為底本，從“緣起是否屬于無為法”這一問題出發(fā)，梳理了緣起及法性、如、法界等與真理相關的概念在思想史中的演進狀況，試圖澄清從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經典中一些關于真理之概念的語義變遷，以及與之相關的形上學理論的發(fā)展。（參見趙文）朱成明探究了ānvīk?ikī一詞的內涵和演變過程，他認為ānvīk?ikī是印度早期哲學史中的一個重要符號，被看作印度語境中的“自然理性”。《利論》《正理經注》《正理經解》對該詞有不同闡釋與解讀，但ānvīk?ikī“作為一種集反思、推理、論辯、修辭于一體的技藝，都極大地依賴于印度哲學，并沒成為完全獨立的、純粹的工具論，甚至形式邏輯”（朱成明）。
二、考據淵藪
一個學派對于某種觀念或思想的界定，通常是該學派的重要標志。考據淵藪是通過對印度哲學的經典著作或思想觀念的源流考據，剖析當時作者及思想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及哲學基礎，從而對這一著作或思想給出最為契合其哲學原義的詮釋。
（一）基于經典著作的思想釋讀
經典著作作為學派的起點和基石，是其基本理論來源和組成部分，同時也承載著重要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價值。對經典著作追本溯源式的思想釋讀有利于準確理解該學派的思想起源和真實內涵。成建華以7世紀吠檀多哲學的代表作《圣教論》為例，從其表述形式、“不生說”、“不二論”以及“幻論”與中觀論的聯(lián)系等四個方面，系統(tǒng)梳理了吠檀多派與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認為早期吠檀多哲學家在繼承傳統(tǒng)奧義書哲學思想的同時，吸收改造了大乘中觀佛教的諸多思想理論，進而建構了自己的不二論哲學體系。（參見成建華，2014年）吳學國采用概念史闡釋的方法，系統(tǒng)梳理了奧義書思想的發(fā)生和演變歷史，把奧義書中的諸多觀念當作奧義書精神歷史展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闡明了每一個觀念生成和演變的內在精神邏輯以及它與其他觀念的內在聯(lián)系，使之構成一個歷史性整體，清晰呈現(xiàn)奧義書思想的動態(tài)輪廓。（參見吳學國）姚衛(wèi)群系統(tǒng)探索了幾乎所有古代印度的哲學派別及重要文獻，如吠陀奧義書，耆那教的《諦義證得經》和《攝一切見論》，佛教的《中論》、《百論》等，六派哲學的《數論頌》《瑜伽經》《勝宗十句義論》等；并深入解析印度古代哲學家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如“我”“四大”“二諦”“空”等；最后通過對比佛教與六派哲學之間的理論異同，深化對印度哲學的整體理解。（參見姚衛(wèi)群，2019年）此外，王俊淇從實體與功能兩個視角來審視《順正理論》中的逆向因果關系理論，進一步探討說一切有部建立這種理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為學界提供了關于該理論的哲學史材料。（參見王俊淇，2021年）
以龍樹為代表的大乘佛教作為印度哲學的重要內容，歷來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近年來，以其論著及相關注釋為研究對象的成果頗豐。談錫永以龍樹所造《六十如理論》和《七十空性論》為主要文本，加以疏釋，用以詮釋龍樹所說“緣起性空”“法智”“無生”等思想。他認為依此二論，可了知龍樹密意，了達實相般若，而非相似般若。（參見談錫永）姚治華以龍樹《中論頌》第24品第18頌為中心，從《瑜伽師地論》《中觀心論》《大乘掌珍論》《般若燈論》《明句論》《大乘中觀釋論》等多家論著中對“依托施設”這一概念的不同解析與回應入手，嘗試理解龍樹所說“依托施設”的真實義及其與其他派別的分歧。（參見姚治華）王俊淇以《中論》及其注釋《明句論》的第25章為考察對象，解析四句分別論法的固定解釋模式及多元詞義詮釋，認為并非所有的四句分別都可以被形式化，有些詮釋已超出了邏輯學的適用范圍。（參見王俊淇，2020年a）葉少勇通過梳理分析佛護為《中論》所作之注釋，認為以其為代表的中觀古學可被判定為認識論虛無主義，即主張如凡夫所認識那樣的事物根本不存在，這與中觀今學承認世俗諦假有的思想有所區(qū)別。（參見葉少勇，2021年a）
（二）基于思想史的理論考據
考據探尋某個觀念或派別思想的起源與發(fā)展，分析其緣起時空下的演變歷史，并給出合理的闡釋與哲學解析，是近年來學者們關注的方向之一。在對某一觀念的理論考據方面，姚衛(wèi)群的成果最為顯著。他指出“實體”觀念是古印度哲學中討論的重要內容，這一觀念在古印度哲學中有多種理解和闡釋，并進一步梳理分析了吠陀奧義書、佛教、勝論派、數論派、吠檀多派等不同派別和文獻中的“實體”觀念。他認為各派理論體系中的許多具體概念或思想都是在“實體”這一觀念上展開的，進而形成了古印度哲人對世界和人生的基本看法。（參見姚衛(wèi)群，2020年b）此外，姚衛(wèi)群還曾撰文對古印度哲學中的“我”“空”“心識”“欲望”“真假”“善惡”“有”“無”等重要觀念進行追本溯源和分析釋讀（參見姚衛(wèi)群，2013年、2014年、2015年b、2021年c、2022年）。范文麗對正理派、彌曼差派論證“我”存在的思路進行了整理，選取了“諸行所依說”“主體統(tǒng)合說”“自知證明說”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討論，認為三種理路殊途同歸，均為證明作為主體之永恒獨立“我”的存在。（參見范文麗，2021年）
近幾年還有些學者專注于對某一派別的思想淵源進行考據研究。成建華從龍樹中觀理論的哲學思考入手，詳細剖析了中觀佛教的思想淵源及其理論特色，并從中觀哲學的論證關系上，指出“八不中道”在方法論上所富含的辯證法因素，彰顯了中觀佛教與般若經的繼承與發(fā)展關系。（參見成建華，2015年）于欣力和蔡春陽通過分析作為印度六派哲學之一的瑜伽派的緣起和思想淵源，認為它是印度哲學的集大成者，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實踐性，并進一步以瑜伽派的發(fā)展脈絡將印度哲學串連起來，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參見于欣力，蔡春陽）
在通史方面，近年來有兩部值得關注的著作。一部是黃心川的《印度哲學通史》（上下冊），該書是對黃先生《印度哲學史》《印度近現(xiàn)代哲學》及《印度近代哲學家辨喜研究》三部著作的整合，是印度哲學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參見黃心川）另一部是《印度吠檀多哲學史》（上下卷），上卷由孫晶所著，系統(tǒng)闡述了從吠檀多的產生直到16世紀的不二一元論派中間幾千年的思想發(fā)展與演變；下卷由朱明忠所著，分析解讀了近代以來的新吠檀多哲學的思想淵源和現(xiàn)實意義。（參見孫晶、朱明忠）該書是我國第一部論述印度吠檀多哲學從古到今的通史著作，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勘究異同
當今世界文明呈現(xiàn)豐富多彩的多元圖景，各文明間互相包容、相互借鑒，比較哲學研究也日漸興盛。對不同文明思想和哲學傳統(tǒng)作理性而深入的勘查研究，不僅能彰顯一個哲學體系內部的理論異同，而且可以探索差異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特質。印度哲學近年來的研究即是如此，學者們在析詞辨義及考據淵藪的基礎上，還針對哲學領域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多維度的比較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印度哲學各派對比
印度哲學內部的比較分析主要體現(xiàn)在正統(tǒng)派和非正統(tǒng)派哲學之間以及佛教與其他哲學之間。姚衛(wèi)群的《印度婆羅門教哲學與佛教哲學比較研究》無疑是前者的典型代表，他認為婆羅門教哲學與佛教哲學是古印度哲學中內容最為豐富和影響最大的理論體系，這兩大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重要的關聯(lián)。書中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視角全面考察比較了婆羅門教和佛教在宇宙生成、世界本質、思維方式、邏輯推理、倫理觀念、修行方法、輪回觀念、解脫理論等方面的觀點，找出彼此間的異同，對于認識印度哲學的精髓，了解東方文化的特色有積極意義。（參見姚衛(wèi)群，2015年a）此外，米媛在對比分析了非正統(tǒng)派順世論與正統(tǒng)派重要文獻奧義書之間的差別對立與借鑒吸收，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參見米媛）在佛教與其他哲學之間的比較方面，吳娟通過對比印度佛教和耆那教傳統(tǒng)文獻中對阿阇世王故事的不同記載，闡釋了兩種哲學傳統(tǒng)在倫理學和拯救觀方面的差異。（參見吳娟）
（二）中印哲學對比
在中印哲學比較方面，近年來學者們主要將儒家、道家等與印度哲學進行辨析，不僅發(fā)現(xiàn)了它們在學理上的異質性，而且看到了它們在思想上的共通性和互補性。在儒家方面，馮北仲將孟子的性善論與印度佛教的佛性論進行對比，認為二者在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修養(yǎng)途徑和政治功用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在注重成就個體的理想人格和心性論方面又互相契合，二者的有機結合將對解決當下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參見馮北仲）朱文信探索了印度哲學對儒家學者方東美的影響，他認為方東美在比較研究方面探賾索微、妙有深造，從中印文明的關系中尋找其中的時代性啟示，這種精神是印度與全部東方哲學所秉有的共義。（參見朱文信）魏艷楓從本體論、心性論和修養(yǎng)論等方面分別解析了程朱理學與吠檀多哲學的獨特理論，并圍繞何為終極存在和如何實現(xiàn)終極存在進行討論，顯示了理學和吠檀多哲學在自然、人、心靈、身體、靈魂和生死等觀念方面的異同。（參見魏艷楓）
在道家方面，吳學國和徐長波認為，道教心性學的道體論、道性論和修道論都沿襲自佛教，而中國佛學主流的如來藏學是一種嚴重吠檀多化的思想。因此，其實是吠檀多獨特的本體論、人生論和修道論通過佛教滲透到道學傳統(tǒng)之中，導致了道教心性學的形成。（參見吳學國，徐長波）此外，聞中嘗試比較中印文明的核心精神，即道學和梵學，其著作中涉及古奧義書、梵經與博伽梵歌諸經，以及中國的《易經》、《尚書》、老莊等古典道學要旨，從不同層面對中印哲學進行剖析，對于思考東方文明的當代價值和未來走向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參見聞中）
（三）西印哲學對比
古代印度和歐洲是世界文明的兩大重要發(fā)源地，兩地的哲學思想經常交織在一起。姚衛(wèi)群認為，這兩地的神觀念都與哲學思想互相交融，并且在產生過程中都經歷了多神崇拜的最初階段，但在與最高實體關系、崇拜持續(xù)時間、一神或多神方面，兩地哲學存在巨大差異。（參見姚衛(wèi)群，2020年a）此外，姚衛(wèi)群認為印度的句義論和希臘的范疇論也是兩地古代哲學形態(tài)中十分引人矚目的理論。二者都對事物本身及其屬性和狀態(tài)等作了明確區(qū)分，并將實體作為句義或范疇的基礎，但是二者的具體含義略有差異。句義是指與觀念或概念相對應之物，而范疇則是指概況事物本身及其屬性和形態(tài)等的概念。（參見姚衛(wèi)群，2021年b）
除古代哲學外，現(xiàn)代西方哲學受到印度哲學的多重影響也已為學界所公認，譬如叔本華曾明確指出其哲學思想與印度吠檀多哲學之間的聯(lián)系。以往學界多從意志本體論，悲觀主義的人生論和神秘主義的認識論三個角度探討吠檀多與叔本華哲學之間的關聯(lián)，而單虹澤嘗試從吠檀多的“摩耶”觀念出發(fā)，反觀叔本華的生命哲學，探索其對這一觀念的吸收與轉化，以及倫理層面的困境。（參見單虹澤）唯識學和現(xiàn)象學之間的比較也是近年印度與西方比較哲學領域的一派顯學。張志偉認為海德格爾的存在之“無”與佛教緣起性空的“空”之間存在某種共鳴，兩者都是為了應對虛無主義的挑戰(zhàn)而出現(xiàn)的。但兩者在目標和方向上存在很大差異，海德格爾哲學仍然在“我執(zhí)”的范圍，而佛教的目的則是破除 “我執(zhí)”。（參見張志偉）李革新則認為海德格爾哲學和佛教哲學只是在術語上略有相似，但在實質性的性質和目的方面差異較大。“佛教是一種人生哲學，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和幸福。海德格爾哲學則是一種政治歷史文化哲學，其目的是克服現(xiàn)代性的弊端，為歐洲找到新的出路”。（李革新，第143頁）
（四）中西印哲學對比
從世界史的整體架構來看，中西印哲學是成立世界哲學的基本支柱。三大人類文明發(fā)祥地在與各自文化世界的互動中建立起了三種各有特色的哲學思想。約百年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開創(chuàng)了中西印哲學比較的先河。一個世紀以來，比較哲學研究領域蓬勃發(fā)展，學者輩出。張祥龍的《中西印哲學導論》一書，接續(xù)了梁漱溟百年前的話題，是一本帶有普及性的哲學導論。書中從哲學的定義、終極實在、真理和知識、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美學等多個主題，闡發(fā)了中西印三種哲學的觀點，在比照互文中呈現(xiàn)出不同文明的哲學特質，為建構各文明間的哲學對話帶來諸多啟發(fā)。（參見張祥龍）
此外，姚衛(wèi)群近年來有多篇文章關注中西印哲學的比較，分別從“欲望”觀念，“心識”觀念，“有”與“無”觀念，“出世”與“入世”觀念等多個主題，以及發(fā)展方式、關注重點、文獻保存等多個面向，對比分析中西印哲學中的相關思想與歷史演變，以及因產生地區(qū)和背景不同而形成的特色與差異，對于我們認識東西方哲學的基本思想發(fā)展脈絡和理論特色有重要價值。（姚衛(wèi)群，2021年a，2021年c，2021年d,2022年a）此外，張法分別從中西印之間的哲學差異以及由哲學差異帶來的語言差異探討中國的文化自覺。他認為，中西印哲學各有特質，由此而來的語言也各有特點，在中西印比較中認清中國哲學的特點，以及歷史上的演進過程，將有益于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自覺。同時，如何讓現(xiàn)代漢語更好地契合從古代延續(xù)而來的中國哲學思想，以更好的面對新型文化自覺的挑戰(zhàn)，應是當下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參見張法，2018年a，2018年b）
四、古本新譯
翻譯和釋讀原始文本始終是印度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工作。正確認識文本語言和解釋語言之間多層次、多維度的復雜關系，選擇正確的文本和譯本，對于印度哲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意義重大。近十年來，在印度哲學文獻研究方面，原始文本的使用和整理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不斷有古代的梵文本或英文本被發(fā)現(xiàn)并翻譯成漢語，為國內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礎。
在梵漢翻譯方面，黃寶生主持編輯的《梵漢佛經對勘叢書》可謂近年翹楚。該叢書先后出版共十余冊，如《梵漢對勘妙法蓮華經》等，都是基于梵文而譯的現(xiàn)代漢語版本。既對解讀梵語佛經原典和古代漢譯佛經多有助益，也對佛教思想史、佛經翻譯史和佛教漢語研究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參見黃寶生譯注）除專注印度佛經的翻譯外，黃寶生還根據毗耶娑的注釋本譯出了《瑜伽經》，即古代印度瑜伽派哲學的最早經典，其中歸納總結了流傳自遠古印度的瑜伽理論和修持方法，為印度哲學研究提供了基礎性文獻支持。（參見缽顛阇利）除瑜伽派外，勝論派的重要著作《勝論經》（月喜疏）也于2018年由何歡歡譯成漢語，書中完整翻譯了由（月喜Muni ?rī Jambuvijayajī）校訂的月喜疏梵文精校本，并結合勝論派的歷史與思想，隨譯文作了大量注釋，綜合考察了早期勝論派的教義學說。（參見月喜）除月喜疏外，何歡歡還曾翻譯清辯論師現(xiàn)存唯一的梵文著作《中觀心論》及其保存在丹珠爾中的唯一古注《思擇炎》的部分內容，書中完成了《入抉擇數論之真實品》《入抉擇勝論之真實品》與《入抉擇吠檀多之真實品》的梵本、藏譯的校勘及首個漢譯，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派對三大派外道學說的客觀敘述與有效批判，展現(xiàn)了印度古代哲學的主要理論形態(tài)與思想紛爭。（參見何歡歡）此外，古印度哲學家憍底利耶所著《利論》，堪稱古代印度生活的百科全書，書中不僅全面系統(tǒng)闡述古代印度的國家政治和統(tǒng)治方策，還廣泛論及經濟、民法、刑法、外交、戰(zhàn)爭等不同門類的問題。朱成明在充分利用《利論》現(xiàn)有各梵本、梵文注釋以及現(xiàn)代譯本的前提下，對其進行漢譯，并采取隨文注釋的形式展開研究，這部譯著是了解乃至重建公元4世紀前后的印度歷史的重要資料。（參見憍底利耶）
在因明方面，王俊淇的《法稱<正理滴論>與法上<正理滴論注>譯注與研究》系統(tǒng)介紹了佛教的量論，并對《正理滴論》及其注釋《正理滴論注》進行梵漢翻譯，進一步填補了學界在法稱和因明學研究領域的空白，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資源。（參見王俊淇，2020年b）在因果研究方面，范文麗《行為與因果：寂護、蓮華戒<攝真實論(疏)>業(yè)因業(yè)果品譯注與研究》一書首次提供了《攝真實論（疏）》業(yè)因業(yè)果品的全文梵漢翻譯，也是中文學界首部以寂護《攝真實論》為研究對象的專著。該書拓展了佛教業(yè)論研究的深度，并結合當代哲學對個體同一、因果等問題的研究成果，實現(xiàn)了印度古典哲學和當代哲學的對話。（參見范文麗，2022年）
近年來，多位梵文學者根據新發(fā)現(xiàn)的貝葉寫本，整理考校出多部梵文經典，已出版的有李學竹和葉少勇合著的《六十如理頌——梵藏漢合校·導讀·譯注》以及葉少勇的《〈中論佛護釋〉譯注》，都屬于北京大學的《梵藏漢佛典叢書》系列。該叢書主要以藏譯本和梵文貝葉殘本為基礎文本，以現(xiàn)代漢語譯出，并摘譯諸家譯文或注釋，參考其對偈頌字詞文脈的不同理解。（參見李學竹、葉少勇；葉少勇，2021年b）
除翻譯古代印度經論外，現(xiàn)代印度哲學著作近年來也備受關注。辨喜作為吠檀多派近代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對現(xiàn)代印度思想界影響巨大。張勵耕選取了辨喜關于吠檀多、智瑜伽、王瑜伽及《瑜伽經》等相關問題的演講，由英譯漢，為國內學界了解近現(xiàn)代印度哲學提供了重要參考。（參見辨喜）
在佛教史方面，近年來也有兩部譯著問世。一部是由印度學者戈耶爾所著、黃寶生所譯的《印度佛教史》，該書依據19世紀以來印度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描述了印度佛教起源、發(fā)展、衰亡以及現(xiàn)代復興的歷史。同時，作者注重聯(lián)系印度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考察佛教，也是這部著作的重要特色。（參見戈耶爾）另一部是由日本學者馬田行啟所著、宋立道所譯的《印度佛教史》，該書內容涵蓋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小乘成熟形態(tài)的佛教。書中以緣起論和實相論來總結中觀派和瑜伽行派的哲學特點，不但妥貼，且富有啟發(fā)性。（參見馬田行啟）
結語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中印兩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迅速增進，中國對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的深入認識需求變得愈加迫切。國內學界應當更積極地推動印度哲學研究，這項工作不但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更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有鑒于此，瞻望我國的印度哲學研究，除目前已存在的研究方向外，還可從以下兩方面多加努力。
一方面，哲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現(xiàn)實問題提供認識層面的參考并付諸實踐。作為文化底層邏輯的哲學在人類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人們不知不覺間受到帶有地域特色并深入骨髓的哲學思想的熏陶。因此，人們日常的思維活動極易形成獨特的國家群體思維慣性，進而影響該區(qū)域的政治經濟文化，并形成傳統(tǒng)哲學對一個國家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力，最終體現(xiàn)在國家治理方針及國際交往政策上。故而，如何分析基于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的不同底層邏輯所形成的群體思維差異，以更好地促進中印文化交流，是國內印度哲學研究未來的努力方向之一。
另一方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運用印度傳統(tǒng)哲學理論來應對當代哲學新問題，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作為東方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印度哲學，或許能為目前紛繁復雜的全球性問題提供一些思維層面的參考。
[參考文獻]
波顛阇利，2016年：《瑜伽經》，黃寶生譯，商務印書館。
成建華，2013年：《關于“唯識”一詞的再思考》，載《哲學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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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哲學年鑒》（202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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